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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之痛的“原型”_4

亚洲之痛的“原型”   其肇始是“日清战争”。

  甲午战争,暴露了中国国家动员能力的脆弱。当时,中国许多民众甚至不知道中国正在与日本进行这场战争。一场关系到国家、人民生命存亡的战争,本应是全体民众体的事情,但甲午战争时,中国民众漠不关心。那场战争,似乎与民众无关,甚至与许多官员无关。19世纪末,某西媒认为,甲午之役非日中之战,而是日本与李鸿章一人之战。对此梁启超评论说,此言虽有夸张,但近于事实。因甲午之役中,日本举国动员,而偌大中国,参战者主要为李鸿章麾下淮军,海军主力为北洋水师,加广东水师,其他系统军队作壁上观。当时中国社会财富总量并不输于日本,但政治体制腐朽、民众一盘散沙。甲午之役后50年,中日频频交手。直至抗战,中日军队大型会战,中国军队以数倍之兵力尚不能全歼日军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初, E.布莱克等人在一份研究报告中,就日俄近代化进行了比较。这份报告指出,“19世纪中叶,日本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,虽其经济生产水平略低于俄国,但其动员程度比俄国高”。

  上述美国研究者认为,日本拥有较高程度的动员能力有以下几个原因。1,日本交通比较方便;2,国内贸易额较大;3,中央政府官员接受的训练较多较好;4,整个社会比较统一;5,组织比较严密。上述报告作者推测,“可能正是由于这些特点,日本到19世纪后半叶开始搞工业化初期,即能充分利用其潜力”。

  甲午战争暴露出的中国体制问题,长期影响中国的对外行动。中国前近代国家体制,无法抵御一个高度动员了的国民国家举国之战。时至今日,在高度社会动员能力方面,中国也仍然不如日本。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?我们仍然可以从甲午战争中找到答案。那就是我们缺乏真正造就国民的体制。

  物质差距即使一时无法消除,但体制建设才是根本。国家必须让人民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。国民必须拥有权利,他们才能尽义务。发展不均衡、官员腐败牵涉国家威信,必须着力清除腐败,让国民认同国家,他们才会为国献身。

  一个社会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,很难期望国家危难时刻,全体人民会听从国家召唤,同仇敌忾。为此,建立一个均富社会势在必行,为此财富再分配制度、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,也是保障社会动员能力的基础条件。   

  中国还缺乏一个良好的义务教育体系。义务教育体系,不是培养升学的机器,而是应该培养共同体意识、培养公民意识、培养优秀国民。

  明治国家建立后,国内矛盾尖锐。如何才能实现政治稳定感,把国民注意力引向国外,以消除国内危机,这是明治政府的一个重要选择。当时日本国内许多民权运动领袖,多属于下级武士。明治维新后,他们未能进入领导核心,他们希望从民间层次扩大自己的发言权。许多下级武士希望通过对外战争,加强自己的地位,获得社会承认。当时“征韩论”就是这种潮流的一支。

  现代日本国民国家“原型”来自“日清战争”。这场战争是明治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侵略。“日清战争”的成功体验,深深契入日本近代国家结构,为日本此后发动战争提供了经验与国民支持基础。这种“战争+国民=国民国家形成”,建构了近代日本国家模式,凝聚成为日本国家建设共识,构成近代国家“原型”。

  当今中日关系症结的远因,始于那场战争。甲午战争,既是日本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重要契机,也是导致日本中国观、亚洲观发生根本变化的契机。那场战争伴随而来亚洲大国自豪感、民族优越感,仍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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